澳门企业参与消博会：做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桥梁

因此，推动 法治中国的发展，必须回归宪法文本，以法治国家的宪法规范为基础，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，使之具有明确的法律与学术意义。

第三个，监督权力的主体，这个主体，主要就是掌握权力、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。司法独立这方面，这两个措施都是非常到位的，有针对性，而且是能够见到效果。

本身司法预算经费不足，要解决问题就只好从办案中抽取的费用中留一部分，做办公经费。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的处理，对这个是明确的禁令，要进行记录、通报、责任的追究，这比任何举措都能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。法制是有权威的，即使他是党的高级干部，犯了罪，他和老百姓一样接受司法程序的审查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，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。依法治国的切入点，第一要划清权力的边界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负面清单，或者说权力清单。

凤凰网资讯：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以强度大、密度高著称，在您看来，这次反腐和以前相比，有什么不同和相同? 季卫东：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和以前相比，它破除了一些潜规则，比如说政治局委员严格上不会受到这样的严厉的制裁，也就是说涉及到任何人都可以追查。依宪治国就意味着党本身要严格的遵守宪法，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之内来活动，党的领导只能在宪法之下。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，如何处理改革和宪法的关系，使宪法成为改革的和国家建设的起点？ 韩大元：宪法要成为改革的起点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宪法秩序必须稳定，国家的规范体系相对成熟，二是人们对宪法必须有稳定的共识和认同。

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，所以82宪法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，这不仅是宪法结构的调整，更主要的是折射出宪法理念的转变。82宪法之所以回到54宪法，一是因为75和78年宪法是特定历史时期修改的，没有充分体现国家发展、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需要。人民民主专政合法性来自宪法，制度根源来自宪法，其含义也需要在宪法体系中才能确定。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，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，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。

宪法没有权威，背后是对宪法价值的疑虑甚至否定。党的权威与宪法权威是统一的，并不矛盾。

这十年，人们对宪法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认同都有很大提高。然而，回归并不等于没有发展。如果宪法有权威，则一个国家政局的变动，权力的更迭，都将会依法进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人们可能会无所适从。

法治国家是宪法规范，具有最高效力，人们对何为法治国家已经形成基本共识，那就是宪法至上，保障人权，限制公权力。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提出，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，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。应该让所有人认识到，这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，一套法律体系。其次，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，54宪法更加强调国家的存在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，而没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观念。

所以，我们的全面深化改革，首先需要寻找合宪性的基础。关键要处理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，不能把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。

宪法是国家生活的最高准则，宪法上面没有别的领导。如果我们现有的条款没有充分实施或者甚至没有实施，而去进行所谓宪法文本以外的顶层设计，会对我们脆弱的宪法权威共识带来破坏。

宪政失败的国家，社会往往没有形成对宪法的共识。为了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性，全国人大当然可以增加一个宪法审查专门委员会，专司宪法审查，如理念问题得到解决，机构的成立并不困难，但在理念没有到位的情况下，即使建立了机构，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。法治中国的提出在当下的中国有其政治与社会意义，但不能代替法治国家。宪法至上如何同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做主和宪法法律这三个至上相协调？ 韩大元：宪法权威不应该受到任何挑战。您认为82宪法对54宪法有超越吗？ 韩大元：今年对宪法发展而言，确实具有特殊意义。但有人认为，在现有的框架下，82宪法的修改空间已经基本穷尽了，而过去十年中宪法再无新的修正案出现就是表征之一。

记者：目前的舆论场也有诸如法治不能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一类的声音。比如美国宪法成立以来的200多年间，也只有27条修正案，就能够确保美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，而美国社会包括法学界也并不认为其宪法文本的空间已经穷尽。

82宪法，无论从国家价值观、宪法原则和规范，还是宪法功能，都充分借鉴了54宪法的经验。它毕竟不是法律命题，也不具有规范的依据，自然对国家生活的约束力是有限的，也不能夸大其界限与功能。

其实，中国有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。改革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，改革似乎成了一种永恒状态，而改革有时需要突破一些现有的规范体系。

所有改革都不能突破法律界限，如改革没有合法性，哪怕充满政治智慧，或许具有政治意义的正当性，但正当性不能代表合法性。宪法只规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，但是谁来提起，通过什么程序来解释，有何效力，这些程序性规则都是空缺的。权威就是基于正当性而形成的约束力和认同感。宪法权威的树立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某些特定制度。

四中全会后，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多的人将看到宪法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的价值。党的章程也规定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。

可以说，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，均应以宪法规范、宪法立场和宪法语言为依据，在宪法框架下寻找共识。无论是政治概念还是法律概念，在没有进入宪法文本以前，是可以争论的，并不需要满足统一性、稳定性和权威性要求。

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，必然包括大陆、台湾、香港和澳门等地区，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，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。其实违宪审查制度有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、政权合法性的维护。

法治是否有进步恐不能一概而论，法治改革在有些领域确实进展很小，比如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方面，但司法改革不等于法治改革。所以，总书记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，就是针对改革中政策大于法律的现象，由此造成改革突破法律界限，甚至以改革名义破坏法律的危险。首先，54宪法明确是过渡时期宪法，54宪法的理念并没有完全告别革命，宪法上还没有完成理性的国家，而82宪法表达较充分地表达了国家理性。法治国家中的国家则主要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，是包括社会在内的综合概念，不是简单指国家机构。

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的正当性、合法性的确立，都是通过宪法来完成的，包括起临时宪法作用的《共同纲领》，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——54宪法。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，党代会开一次，宪法就修改一次，党的十七、十八大以后我们也没有修改过宪法。

您是否认同这一说法？ 韩大元：宪法作为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，它只是为国家生活提供一个规范框架，这个框架有很大的弹性和空间。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，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自信，同时传递一种信息，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法治对话与交流的勇气与理念。

没有违宪审查的社会也可以树立宪法权威，比如，英国没有美国式的违宪审查机制，但英国的宪政体制非常稳定，宪法权威非常高。，改革一词似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。